纸已经皱了，边角卷着，上面的官印盖得端端正正，红红的。

“例行公事。知照各地‘会同办理涉外事宜’。八个字，一句空话。他们不是叫我们安分，是叫我们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何璟在的时候，好歹还见我们一面，递请愿书还有人接。何璟走了，换了人，连门都不让进了。为什么？因为何璟走了，新来的人不想惹事。我们就是事。”

陈老板沉默了。他把茶杯放下，手指在桌上轻轻叩了两下。

“大人，我担心一件事。”

“什么事？”

“日本人盯了这么久，不是没有收获。姓林的伙计跑了，带走了我们不少消息。他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虽然他不知道后院的事，不知道鼓山的事，不知道黄金的事。可他知道了也够多了。”

向德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知道了又怎样？他们早就知道了。他们从我们在北京跪着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们知道的，比那个伙计能告诉他们的多得多。他们不动手，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还不想动手。他们还不想把事闹大。”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福州。不是琉球。在中国的地盘上动琉球人，他们要考虑清廷的脸面。清廷再弱，也不能让日本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随便抓人。那是脸面。他们还想留着这层脸面，慢慢做手脚。所以我们还有时间。”

陈老板看着他。“多少时间？”

向德宏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又撑开那个针眼大的小孔。对面的老头还坐在那里，碗里的茶已经换成新的了，冒着白气。年轻人站在他身后，腰板挺得笔直。

“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半年，也许明天。所以每一天都要当最后一天过。该做的事，一天都不能等。”

蔡大鼎从楼下走上来，手里拿着一叠纸。他看见陈老板在，犹豫了一下，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进来。”向德宏说。

蔡大鼎走进来，把那叠纸放在桌上。

“大人，我把最近几个月的记录整理了一下。从林义走的那天开始，到今天为止。每一天的事，每一个人说的话，每一封信送出去的时间，我都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