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与滞留在庐山的老常一样，虽然知道已经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金陵的军委会代表团并没有紧急返回的意思，会谈在下午正常进行，只是多了几分紧迫感。金陵政府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成立了国防决策机构，1936 年7月10日至14日，民党在金陵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百川、冯基善、刘越石等32人。1937年3月，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金陵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兼任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金陵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一位上校正在向刘琨们介绍中央方面的各项计划；

为了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特制订了《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