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国家。我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当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当地很有些名望，因为不愿做官，身穿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刘秀。按那时的礼节，周党应该向刘秀通报姓名，结果周党也没有通报，只称自己志趣不在做官，我并没有为难他。博士范升上书，认为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是要以此来获得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我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吧。”

我对待布衣之交不离不弃，也不强人所难。我早年在长安求学，结识了当时很有名望的严子陵。我做了皇帝后，屡次征召严子陵，想让他为朝廷出力。没有办法，严子陵只好到了京师。我热情招待，二人畅谈至晚，同榻而眠。不过见严子陵终无出仕之意，光武帝便任其归隐，遇友如故。

我知过则改，善纳良言。大司空宋弘奉召参加刘秀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仕女，宴会中我不时注目仕女图，宋弘见状说：“没有见过追求美好品德像喜欢美色的人。”我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听说了正确的道理就马上改正自己的过失，行不行呀？”

我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我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诏书中，我经常称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我一律不许。

曾有文臣武将屡次谏说让我举行封禅大典，我却十分谦虚的下诏书道：“我即位三十年，百姓哀怨，不见功德，哪有封禅的资格。当初齐桓公想封禅，遭到管仲的批评。今后谁再敢妄言封禅，严惩不贷！”大臣们遂无人再言封禅。我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建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我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遗诏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