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们怎么办？’”

金戈的声音微微哽了一下。台下，父亲金银早已摘下了眼镜，用手掌用力地捂住眼睛，肩膀无声地抽动。母亲吴珍紧紧抓着丈夫的手臂，泪流满面。整个大厅陷入一片肃穆的寂静，只有金戈低沉而充满力量的讲述在回荡。

“后来，我的父亲金银，接过了祖父的‘舵’。”金戈的目光充满敬爱地落在父亲身上，“他没有再出海，而是走进了懋冈市的机关大院，成了一名普通的基层公务员。他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调解邻里间为了一尺院墙吵得面红耳赤的纠纷；是顶着三伏天的毒日头，一遍遍跑工地，只为解决棚户区几十户居民吃水难的问题，磨破了嘴皮子，也磨坏了好几双鞋；是寒冬腊月里，为了一个农民工被拖欠的几千块血汗钱，一趟趟堵在无良老板的公司门口，被推搡，被辱骂，却始终不肯放弃……我小时候不懂，觉得父亲太傻，太窝囊。有一次，看到他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了人，回家时脸上带着疲惫和无奈，我忍不住抱怨：‘爸，你图什么呀？又没人念你的好！’父亲当时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抽着烟。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眼神很平静，却像祖父当年望着大海时一样，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他说：‘小戈，你爷爷在海上，一船人的命是命。我在这个位置上，哪怕只有一户人家的难处，那也是天大的事。看见了，知道了，就不能装看不见，不能撒手不管。这就叫本分。’”

金戈的声音蕴含着深沉的情感，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些专注倾听的面孔，最终停留在前排泪光闪烁的父母身上。

“而我的母亲，吴珍，”他的声音陡然变得异常温柔，“她在我市一家国营纺织厂干了一辈子挡车工。机台轰鸣，棉絮纷飞，三班倒的日子熬白了她的鬓角。她的手，被粗糙的纱线磨砺得比砂纸还糙，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变得有些粗大变形。可就是这样一双手，却支撑起了我们整个家，把最深沉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了我和父亲。记得我上初三那年，父亲因为一个棘手的旧城改造信访案子，连续加班，累得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厂里正赶一批重要出口订单，任务重，人手紧，根本请不了假。母亲怎么办？她白天在震耳欲聋的车间里站足八个小时，一下班，饭都顾不上扒一口，就顶着寒风蹬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穿越半个城市去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