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直接跟程真儿说话。她转头看向那个法国男人，用带着浓重白俄口音的法语搭话：“先生，您看到今天的消息了吗？真是太可怕了。”

法国男人抬起头，礼貌性地看了她一眼：“什么消息？”

蛾把报纸推了推，指着那行大标题：“特务处的一个大人物，好像被人暗杀了，就在前天晚上，听说伤得很重，不知道能不能活。”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不小，恰好能让柜台后面的程真儿听得清清楚楚。同时她的余光一直锁定在程真儿的方向，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微小动作。

法国男人瞥了一眼那份日文报纸，皱了皱眉：“我不懂日文，不过这种事在上海也不稀奇，三天两头出事。”他说完就低头继续看他的小说了，显然对这个话题兴趣不大。

蛾又用中文自言自语般地嘟囔了一句，声音刚好能飘到柜台那边：“唉，什么世道。那个姓郑的好像还挺有名的，听说是特务处的副区长呢，这种人物都有人敢杀，上海滩真是越来越乱了。”

柜台后面。

程真儿的手停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不到半秒钟，然后她的手又动了起来，继续擦那个玻璃杯，

但在那不到半秒钟的时间里，她的心脏像是被人用冰锥子扎了一下。

姓郑的，特务处的副区长。遭暗杀，生死未卜。

这几个词像一串子弹一样打进她的脑子里。她的手指攥紧了抹布，指甲掐进了布料的纹路里。

她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巨大的、不可遏制的恐惧。如果风筝死了，如果那个在深夜路过咖啡馆时会放慢脚步的男人真的死了……

不。

程真儿在心里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不是用手指，是用意志。

上级在训练她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这辈子都忘不了。

“在确认风筝安全之前，你没有任何悲伤的资格。你的悲伤就是敌人的证据。”

她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但她知道一件事：如果对面那个白俄女人是敌人，那这个消息十有八九就是假的，因为真正的暗杀不会登报纸，更不会登在一份日文黑市小报上。真正的绝密情报不可能在事发两天后就出现在法租界的咖啡馆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