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刻律德拉抵达东京港。

日本与她此前见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一种奇异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扩张的野心与内在的紧张。港口里停泊着新造的军舰，起重机装卸着货物，西装革履的商人和穿和服的市民并行。空气中有海风的味道，也有工厂烟囱排放的煤烟味。

刻律德拉住进一家外国记者常住的旅馆。旅馆老板是个英国人，退役的海军军官，对日本有复杂的感情：“这个国家像一头觉醒的巨兽，既学习西方，又渴望超越西方。”

第二天早晨，刻律德拉在餐厅遇到了几个欧洲记者。他们正在讨论巴黎和会的结果——日本在会议上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在西方引起了不满，但在日本国内被视为胜利。

“日本会成为新的帝国吗？”一个法国记者问。

“已经在做了。”英国记者回答，“他们在朝鲜、台湾加紧控制，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战争给了他们机会——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时，日本在亚洲巩固地位。”

刻律德拉静静地听着。她想起北京的学生们，那些愤怒的青年喊着“还我河山”。山东问题——巴黎和会上日本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正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火种。

下午，她决定去东京大学。她想看看日本的知识界如何看待这一切。

东京大学的校园西式建筑与传统园林并存。刻律德拉在图书馆遇到一位教授——堺利彦，社会学家，五十多岁，戴眼镜，气质温和但眼神锐利。

“您是意大利人？”堺利彦用英语问，“听说您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学生发声。”

刻律德拉惊讶消息传得这么快：“您怎么知道？”

“新闻记者之间有网络。”堺利彦微笑，“而且，一个欧洲退伍军人支持中国诉求，这在东京是值得注意的。”

他们坐在校园的茶室里。堺利彦泡了绿茶，动作优雅。

“您怎么看日本在巴黎和会的所得？”刻律德拉问。

堺利彦沉默片刻：“作为日本人，我应该感到自豪。作为学者，我感到忧虑。日本获得了领土和权益，但代价是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中国。长远来看，这可能是祸根。”

“日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