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信纸比父亲那封更新一些，折得也更整齐。

她把信放在墓碑前面，用一块石头压住。

“娘，女儿替爹报了仇了，女儿没有给您丢人。”

她在那座坟前蹲了很久。

萧烟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微微发抖的肩膀，看着她攥着膝盖的手指。

他的脑子里全是她说过的话——“我要回江南一趟”，“到了你就知道了”。

她说回江南，见母亲，他以为是回老宅，以为能见到她母亲。

她在长安提过母亲，说母亲在江南，说母亲身体不好。

他以为她回江南是去看母亲，他以为他会见到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穿着靛蓝色的棉袄，头发用银簪子挽着，眉眼跟上官楼很像。

他准备好说“伯母好”，准备好了行礼，准备好了说“晚辈萧烟送上官姑娘回来看您”。

什么都没有。

没有穿靛蓝棉袄的妇人，没有银簪子，没有“伯母好”。

只有一座坟，一座刻着“上官沈氏之墓”的坟，一座没有立碑人、没有生卒年月、孤零零地挨在她父亲旁边的坟。

她在长安的时候只说了“母亲在江南”，没有说“母亲不在了”。

她只说了一半，留了一半。

她把那一半留到今天、留到这里、留到站在母亲坟前的这一刻，让他自己看。

萧烟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难受，是一种说不清的、闷闷的、像被人攥住了心脏的感觉。

她母亲的坟不是新的。

坟头的草枯了好几个冬天了，草根扎在土里扎得很深，拔都拔不出来。

她母亲走了好几年了。

这几年她一个人在长安，没有爹，没有娘，一个人住在崇仁坊的老宅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查案，一个人验尸。

她在验尸房的白石台上铺一张毡子睡了几个月，她的床头没有热茶，她早上起来没有人给她梳头，她晚上回去没有人给她留一盏灯。

她一个人。

她说“我要回江南一趟”，不是回去看母亲，是回来告诉母亲——爹的案子查完了，您可以安心了。

萧烟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