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部尚书身份再次入阁的祝翾一梳理完吏部内部的庶务，便就当前朝政连写了好几道系统性的关于改革的疏文。

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祝翾最先着手的便是当前军事领导体系与对应官职选任制度的革新。

一般情况下，大越文武官员各有各自对应的升迁体系，即便是在军事上，也是文武界限分明的。

在兵权上为了互相牵制，于是能够调兵的不能练兵，能够练兵的不能调兵，兵部尚书作为军队行政体系的最高首长，一般由文官担任，没有战事时，便保证军事管理的正常运行，战时可以参与军事决策，但并没有实际的统兵的权力，调兵也需要请过圣旨才能调。

祝翾认为兵部尚书虽然是文职，但到底与军事直接挂钩，为了防止“纸上谈兵”的现象出现，在地方上有过直接军队管理经验的、在地方上有过重大练军缉匪突破的、真正巡按过边军的都将作为被考虑上任的优势因素。

即便这个位置只能文官担任，但文官体系里也有能立武勋的文官，边关地域的行政体系的文官在一些特殊时期也有过调兵遣将的经历，祝翾认为有过这些军队基层经历的文官更知道军队的运行规律。

另一方面，祝翾又认为大型战争考验的并不只有调兵遣将的能力，还有后勤，打仗打到后面，打的就是后勤力量，后勤本质上还是经济。

弘徽帝当年的开国之功就在于后勤输出，她十分擅长配备后勤的资源利用，每场战事将每分资源都投入在刀刃上，才保证了前线的作战能力，每场仗都打得十分“实惠”，在有限的资源下，烧钱有烧钱的打法，节俭有节俭的打法，最重要的是做到资源不被浪费，能一直供给前线，所以祝翾也将有这方面履历与特征的列为考评项目之一。

按照常例，兵部尚书下配备两名侍诏，祝翾提出另外增设四名侍诏，从而达成中央部臣与边将的零成本沟通，京中常备两名日常管理军务的坐堂侍诏，各个战区派遣四名巡历军务的流动侍诏，每个侍诏按照年限轮回巡历军务，在战时，可以直接令巡边侍诏为临时总督进行督战，同时军队中素有见识的高级将官也可以入兵部担任侍诏，打破文武之隙，兵部侍诏一职允许文武互通。

如此内外互调，才有助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