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公文包最底层翻出一个旧文件夹，里面夹着论文的原始手稿复印件。手稿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有些地方的墨水被反复修改蹭出了细小的裂纹。他翻到最后一页。

那行脚注还在。

“临界阈值的数学推导假设个体决策完全由观测到的局部比例驱动。在现实社会中，‘观测’本身是一个可以被操纵的变量。如果某个行动者可以系统性地扭曲他人对‘比例’的感知——例如通过选择性信息发布、虚假成功案例投放或对失败案例的系统性沉默——则任何数学模型给出的临界阈值都不再是系统的不动点，而是可以被任意移动的参照。本模型不考虑此情况，但不代表它不会发生。”

他看了这行字很久，然后把复印件放回文件夹。

三十四岁的他已经预见到，临界阈值最大的敌人不是算错参数，是有人正在改写“局部观测”这个变量本身。那些被制造出来的虚假成功案例，那些被沉默的排异反应，那些在平台上被限流的帖子——所有这些都在扭曲家长们的局部观测。当他试图让赋分制通道的规模保持在临界阈值之下时，有人正在用扭曲观测的手段，让临界阈值本身失效。

他拉开抽屉，把速效救心丸放在论文旁边。药瓶和发黄的纸页在台灯下静静并列。他闭上眼睛，没有吃药，只是在计算——离下一次议长办公室说“保持政策定力”，大概还有几天。

那个周五的深夜，在市委扩大会散了之后，韩世清没有立刻回家。他让秘书把会议室隔壁的小休息室收拾出来，自己坐在里面，把那篇旧论文从头到尾重新走了一遍。走完之后他在论文最后一页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复印件锁回了公文包。他做的第二件事，是起草一份内部备忘录。

备忘录的标题很朴素：《关于赋分制临界阈值参数化估计的补充说明》。正文只有两页半，措辞平实，没有任何可以被解读为“后悔”或“动摇”的情绪。他写了三件事。

第一，赋分制通道的上限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与模型推导的理论临界点c≈0.1357之间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不是计算错误，而是政策冗余——理论临界点依赖于参数估计，而参数估计本身有误差；α、β、σ的实际值可能因地区、社会经济阶层和信息传播方式